范曾沈从文（沈从文和范曾的恩怨纠葛）
范曾与沈从文两位先生之间的恩怨，流传最广泛的无外乎：当年，沈从文帮忙将范曾调进历史博物馆，范曾不但没有感恩，反而在文革中做出几件让沈从文非常伤心的事情。其一，范曾曾写过大字报列举沈从文犯有几百条严重错误。其二，范曾在创作屈原的画像（又有人讲是法家商鞅画像，还有人讲是创作诸葛亮画像。这三种说法分别见《午门城下的沈从文》第34、35页《沈从文晚年口述》第196、197页），沈从文指出所画人物的服饰有错误（商鞅是“竟带一把亮亮的刀别在腰带间上殿议事”，诸葛亮是所画的纶巾不对），范曾不但不接受，反而语气严厉地指责沈从文，酿成沈先生终生的痛。即使到了上个世纪末年，报刊上仍不时发表相关方面文章，将范曾先生描绘成“中山狼”。
沈从文先生有一句非常精彩的话，他说：“自认为熟悉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我不知那些写文章纠缠在过去的人，是否真正理解沈先生以及这句话，但我祈愿他们千万别是那种“自以为熟悉的”人。过去，我也自诩理解沈从文先生，曾多次在朋友聚会中，为先生在共和国成立之初被剥夺写作的自由和权利而抱不平。也想当然地为沈先生的过去时设计苦难心情。最近，在黄永玉先生的著作《比我老的老头》（第82页）中，我看到沈从文先生写给黄永玉的信中有这样两段话：其一，在傅作义的部队被解放军团团围住时，沈从文先生在信中写到：“……根据过往的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其二，在另一封信中，这样写到：“……我当重新思考和整顿个人不足惜之足迹，以谋崭新出路。我现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每日上千种文物过手，每日用毛笔写数百标签说明，亦算为人民小作贡献……我得想像不到之好工作条件，甚欢慰，只望自己体力能支持，不忽然倒下，则尚有数万数十万种文物可以过目过手……”我以为，在这两封信中，一层意思是面对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因自己的过去时，沈先生对以后的岁月没有信心；另一层意思是，非常满意和感激新政府为他安排的工作，况且，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他的确是积极地应对，做了好多的实际工作，尤其是在中国服饰史的发展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笔者认为，沈从文先生为中国服饰史的贡献可以与其在文学上的贡献媲美，甚或高于文学贡献。信是写给自己的表侄的，我相信这是先生真实的思想。这两封信，使我明白了自己过去的无知、幼稚。别人如何理解，就不得而知了。另外，在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美国圣若望大学的讲演中，沈从文也曾说过：“我们中国有句俗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剧烈变动情况下，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很快乐地和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做了一个健康的选择，并不是消极地隐退。”这段话再一次说明，沈先生在当年是积极、热情地面对新的工作的。
啰嗦了这么多，其实是为了这幅《忧思难忘说沈老》。
1999年，文坛上的是非不断，范曾也困扰其中，自然是因了与沈从文之间的恩怨。当时我是搞报纸编辑工作的，便请周明先生帮忙约请有关人士撰写这方面的文章。在六月的中下旬，《陕西日报》周末版“文化景观”专栏分四次连载了北京作者范世民撰写的《我说范曾和沈从文》，对范、沈之间的事情发表意见。语言是平和的，在对事实的出入进行理论时，也是持一种公允态度，不急不躁。这篇文章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有一位读者打来电话，认为事情既然到了这一步，范曾应该站出来发表意见。这个电话给了我启示，我再一次通过周明先生与范曾取得联系，约请采访他。范先生说自己手头正好有一篇相关文章，愿意在陕西媒体发表。随后他即寄来了《忧思难忘说沈老》。这篇文章可以说是范曾先生的动情之作，叙述了自己与沈从文先生的交往过程以及对沈先生的怀念之情，在感情的起伏中娓娓道来。我相信这些叙述是真实的，因为经历过腥风血雨的人，已经无法再承受那些苦难岁月的折磨了。
关于沈从文先生，无须赘言；而范曾先生，这里，引一段在网上见到的南开大学叶嘉莹写的文字：“不过，盛名之下，往往不免有生命之累。范曾先生既有才人的狂放不羁之傲骨，又有诗人的任率纵情之性格，故其所言所行亦时或不为世人所谅，而认为其有不经之处。”
我想，范曾的“狂放不羁”和“所言所行”也许伤害过一些人物，便生成了“中山狼”的因果。
忧思难忘，每个人都曾有过一些不同寻常的经历。我想，既然我们能够宽容那个时代，为什么不能宽容那个时代里作为个体的你我呢？在某种意义上，宽容别人也等同于宽容自己。
沈从文和范曾的恩怨纠葛
那个年代，一个人给另一个人写大字报稀松平常，哪怕是家人、朋友、师生之间。但时过境迁后，到了“清算”的时候，曾经受过沈从文恩惠的范曾自然而然地被扣上了“恩将仇报”的小人帽子。他俩之间的恩怨纠葛被不断演绎，成为忘恩负义的经典范本。
无论何种政治运动，沈从文肯定不是那个上蹿下跳、狠揭猛批其他知识分子最活跃的一个人。在经历了多次大批判的风吹雨打之后，他早就变得谨小慎微、噤若寒蝉，时时处于自我反省自我约束的状态中。他写信给大哥：“我们不会是右派，可是做人、对事、行为、看法，都还得改的好一些，才不至于出毛病。”但在有些人眼里，他并非洁白如玉、毫无瑕疵—萧乾说沈从文在反右运动中揭发过他；范曾借他人之口说沈从文“对艾青先生批判且用词甚烈”（范曾《忧思难忘说沈老》）。
范曾此说似乎没有旁证，但他在“文革”中对沈从文的揭批却有公论，他自己也坦然承认过：沈从文“作为‘反动权威’被揪出之后，我也曾给他写过大字报”（范曾《范曾自述》）。那个年代，一个人给另一个人写大字报稀松平常，哪怕是家人、朋友、师生之间。但时过境迁后，到了“清算”的时候，曾经受过沈从文恩惠的范曾自然而然地被扣上了“恩将仇报”的小人帽子。他俩之间的恩怨纠葛被不断演绎，成为忘恩负义的经典范本。
流传甚广的说法是：范曾是揭发沈从文最多的一个人；他的揭批沈从文的大字报，最恶毒的几句话是“（沈从文）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沈从文以八个字作为大字报的观后感，“十分痛苦，巨大震动”；范曾1962年得以调进历史博物馆，参与沈从文编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插图工作，得益于沈从文的帮助；为工作事，范曾“天天给沈从文写信”，甚至有一次“梦见沈先生生病，连夜从天津赶来”；范曾画了一个屈原像，沈从文“善意地指出一些服饰上的错误”，范曾“指着沈先生说，‘你那套过时了，收起你那套。我这是中央批准的，你靠边吧’。”沈从文因此“气得眼睛红红的”，并说“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
范曾没有否认他为工作事给沈从文写过一封信，也承认他自中央美院毕业后能够进入历史博物馆工作沈从文出力最多，他还直言为曾给沈从文写过一张大字报而“懊悔”。他不能认同的是“天天写信”“从天津赶来”、“揭发最多”的指责，也不承认他揭发过沈从文容纳丁玲、萧乾、黄苗子在家跳黄色舞：“丁玲与沈从文交恶，这是沈先生亲自告诉过我们的，她怎么又会去和沈从文跳黄色舞？萧乾与沈从文相识，我根本不知道。”至于“画屈原像”的事，范曾的辩解是：“他们（指的是《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作者陈徒手，以及为他提供此资料的黄能馥、陈娟娟夫妇—引者注）不太清楚我和沈从文的实际地位，当时虽都是受欺侮、被损伤者，但凭着我们两人的学养是不太容易演出鲁迅小说中的小D和阿Q动手的情景的。”（范曾《忧思难忘说沈老》）
有人以“历史博物馆旧同事”的身份否认范曾写过“沈从文头上长脓包⋯⋯”那篇大字报，更断言，范曾给沈从文写大字报，只有一张，因此“不是‘最多’，而是‘最少’，并且不是‘揭发’，只是‘表态’”；至于“天天写信”“天津赶来”等，乃子虚乌有，而“画屈原事”更是“伪纪实”。相反，“范曾是很关心沈从文的，他把他看作工作上最有力量的支持者，学业上最可效法的好榜样。他对他的情感是真挚的，也是怛恻的。”（范世民《我知道的范曾和沈从文》）
胡适说过一句话，“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后人以讹传讹、人云亦云地将它演变成更通俗的“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管胡适的真实意思如何，不论演绎是否符合胡适的真实意思，历史总是无辜地被人按照各自的需要“涂抹”和“装扮”。对于范曾的指控是一种“涂抹”，而为他辩解何尝不是一种“装扮”？
1969年12月，沈从文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 先期下放的张兆和，赶到沈从文借宿的452高地看望。
不用说，为范曾辩解的，有范曾自述作为依据；站在沈从文一边底气十足地指责批判范曾的，除了“知情者说”以外，沈从文的文字—写于1966年7月的《一张大字报稿》、写于1969年11月的《致张兆和信》、写于1975年2月的《致一画家信》、写于1977年4月的《致汪曾祺信》—是被作为特别重要证据来使用的。
范曾“揭发最多”“约丁玲等在家中聚会”的说法显然来源于《一张大字报稿》：“揭发我最多的是范曾”，“说是丁玲、萧乾、黄苗子等，是我家中经常座上客，来即奏爵士音乐，俨然是一个小型裴多菲俱乐部”。不仅如此，沈从文更将“揭发最多”具体化到了“几百条”：“十大罪状已够致人于死地，范曾一下子竟写了几百条。”
对于“几百条”的指控，范曾的辩解是：以五百条算，“说清楚一条罪状以五十字计，已是春秋左传笔法，那是至少几万言的大块文章，倾历史博物馆走廊、过道、院中的所有墙面亦无法容纳如此宏伟的大字报。”（范曾《忧思难忘说沈老》）显然那时，范曾没有看到过沈从文1969年11月写给张兆和的信。在这封信里，所谓“几百条”是“二百几十条”，分布在“十二大张纸”（意即“十二张大字报”）中。这二百几十条的“罪状”，“无中生有”、“无一条成立”，但在当时“都能致人死地”。
在沈从文于《致一画家信》的描述中，他是就范曾所绘商鞅像（而不是屈原像）引致范曾不悦的。他认为商鞅不应该佩刀而应该佩剑。一定是因为不满范曾“不虚心”的态度，他旧事重提：“文化大革命时，由于你只图自保，不负责任的胡说，损害我一家人到什么程度。”他没有直言范曾是否说过“你过时了……”的话，他只说：“照你昨天意思，以为我‘垮了’，在馆中已无任何说话权。”而当时更具体的情景出现在两年后他写给汪曾祺的一封信里：
“有一回，画法家商鞅的形象，竟带一把亮亮的刀，别在腰带间上殿议事。善意告他‘不成，秦代不会有这种刀，更不会用这种装扮上朝议政事’。这位大画家真是‘恼羞成怒’，竟指着我额部说：‘你过了时，早没有发言权了，这事我负责！’”
在范曾的笔下，尽管不适时机地出现过“沈从文对艾青先生批判且用词甚烈”这样仍然带有“揭发”意味的语句，也有巧妙地借助陈述事实，却透露出沈从文得以在历史博物馆当上研究员，且连任政协委员，都与郑振铎提携有关的聪明，但沈从文的形象大多高大正面：“充满着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异常勤奋，脸上永远挂着诚恳的微笑”，“不计个人与郭（沫若）老的宿怨”，他的小说“峨然自在，将会千秋留芳”。他更说：“我在沈先生身上所学到的东西，是远远超出知识的范畴的。”（范曾《忧思难忘说沈老》）
在沈从文的笔下，范曾“小人”形象则十分清晰：“损人利己”（沈从文《一张大字报稿》）“为人阴险”（沈从文《致张兆和信》）“不懂得什么叫‘集体’”“业务上常识不够认真学”“善忘，容易自满”“太只知有己，骄傲到了惊人地步”（沈从文《致一画家信》）；沈从文认为范曾到博物馆十年，“还学不到百分之一，离及格还早”；沈从文对范曾“大画家”的名头和“名人”身份很不屑，认为范曾只是“在一种‘巧着’中成了‘名人’”，不过是一“中山狼”（沈从文《致汪曾祺信》）。两封“信”，沈从文两次提及自己早年为范曾的工作出力的事，明确说范曾是经他“负责介绍推荐”才进入博物馆的。这么强调的目的很明显是想说明他有恩于范曾，而范曾却忘恩负义。
显然不能仅就两人的文字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大度平和，一个小气激愤，无论是看似谦和，还是貌似计较，都与他们落笔时的年代、环境、心态、目的相匹配。时过境迁，如果又旗帜鲜明地站在沈从文的角度，将范曾所言认定为“虚伪”是自然的。尽管范曾公开为当时的“揭发”行为忏悔，但他还是没有忍住在忏悔之余加以辩解：“中国知识分子曾经普遍受到‘左’的路线的冲击，其间发生的一切，原因非止一端，然而大家同样概莫能外地在层出不穷的运动中颠簸，必须要你表态、排队、坚定立场、表示忠诚等。”他在承认自己是其中一员时，也将沈从文列为其中：“这其中包括我，也包括沈从文先生。”（范曾《我与沈从文的恩恩怨怨》）
如果把范曾写沈从文的大字报认定是一种“排队”的话，那么，沈从文就范曾的大字报而写“一张大字报稿”则是一种“表态”—自辩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群众批评的抵触和不接受。该文，他针对的固然以范曾为主，也旁及了其他人：“诸同志好意来帮助我思想改造……写了几十张大字报，列举了几百条严重错误”“说得对的……有不对的……”“对馆中的事情，领导上面的矛盾问题，我历来是不大明白的”。
显然，范曾的“排队”与沈从文的“表态”性质不尽相同。在当时的情势下，前者是顺势而为，后者则是逆势而动。既然如此，沈从文没有让自己在一时激愤之下所写的大字报稿公之于众乃明智之举。他既有热血男儿在受到侮辱和损害时的反击冲动，也有一般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过虑和谨慎，更有政治语境下的自觉适应。面临各种政治运动，他向来以沉默应对，以大字报对付大字报的以牙还牙方式，不是他热衷和擅长的。更何况，他未必不清楚“反击”意味着什么，将会给他带来什么。
不单是《一张大字报稿》，沈从文生前未曾公开过（它最早公开是在1992年，被岳麓书社编入《沈从文别集·顾问官》），《致一画家信》也似乎只是一封未曾付邮的信（《沈从文全集》二十四卷编选时的注解是“据废邮残稿编入”）。它们的最终公开，既让后人了解了沈从文与范曾的恩怨纠葛始末，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人性的复杂和多面性。
这复杂和多面性包含了被政治利益绑架之后的师生反目为仇、范曾不顾师恩的揭发和批判、沈从文总是强调自己有恩于他人的计较而不够大度。从积极的方面说，这些文字固然承担起了还原历史真相的责任，但反过来说，又不乏“揭露”“清算”“报复”的意味。历史经验证明，灾难过后，人们往往缺少自我反省，也把“反思”片面地归于披露人性的恶。单纯地纠缠“过去的事情”，哪怕它真实存在，也不足以对未来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起到警示作用。
